苗药古方：潜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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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的临近，贵州省黔南中医院副院长文明昌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去苗族村寨看望当地的苗族医生。

他拿出一个黄色的小本子，上面记录着黔南县和苗寨擅长治疗的医生的姓名、联系方式和类型。这是温明昌近20年来不断寻找苗药方剂的积累成果。通讯簿中的列表是他想逐一访问的对象。他希望今年的苗寨之行能找到新的药方。

自古以来，贵州就有云:“夜无闲草，贵州有许多神奇的药物。”这里几乎每个苗族家庭都能掌握几种甚至十几种药物治疗方法，有的苗族村寨甚至有“十苗九医”。

一种散布在村子里的小型古苗药每年可以给苗医生带来几千元的收入。在很多毒贩眼里，苗传下来的秘方是无价之宝。一旦被企业收购和产业化，将释放出几亿元的产值。因此，许多热钱眼睛也盯上了这笔财富。

神奇的处方

文明昌是黔南州的苗族，这为他与老苗医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文明昌介绍说:“老一代苗医生不把传世药方当作换钱的工具。他们更保守，许多神奇的药方会传给男人和女人，他们甚至更不愿意告诉外国人。”

“但苗族人热情好客，充满爱心，与老苗医生互动的关键是培养双方的感情，让他觉得你非常尊重他。”文明昌介绍说，他收集的处方大部分是由当地乡镇政府或熟人介绍的，并且是以研究的方式进行的。然后，再多喝几杯酒，送两只鸡，或者花几百元，你就可以从一些开明的老苗医生那里拿到药方。

文明昌是黔南州苗药处方最多的地方。这些采集的苗族人已经在农村流传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并被大量的临床病例所证实，被真正了解其价值的人视为无价之宝。许多当地的苗族医生通过咨询老师、交换和购买的方式进行收集，著名的苗族医生每月靠开两到三张处方就能挣近1万元。

许多苗药都有神奇的疗效。有一次，铜仁的两个人几乎同时患有胸腰椎骨折。一个富有的病人去了北京的一家医院，而另一个贫穷的家庭向附近的苗族医生寻求治疗。最后，前者瘫痪在床，而后者可以走下地面。文明昌亲眼目睹了黔南中医医院的一位外来老苗医生只用了一碗清水、一点烟灰和几个咒语，就使射进病人皮肤的铁砂自动退出。

虽然有些苗药很有效，但它们往往毒性很大。目前，温明昌手里掌握的苗方已有二三十种，并在临床上得到验证。

上海和广东的许多药厂主多次找到文明昌，希望以几十万元的价格买到一张处方。但他认为买家的出价太低。他相信，只要得到批准并找到一家工厂为他们工作，这些药方每年可以产生数百万的收入。

然而，文明昌承认，收集民间药方越来越困难。在过去，与老苗医生的联系通常是通过给猪几杯酒来实现的。但现在，上海、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大老板投资数亿美元进行合作开发的情况并不少见。年轻一代的苗族医生把他们的药方视为珍宝，希望把它们卖给制药厂，一夜暴富。

无声的财富

夏雯是贵州百令(002424)企业技术中心的负责人。他的部门专门收集、研究和评估苗药配方。每年，该部门组织近100人在苗族聚集地收集和调查药品和处方。同时，大量的民间药方也通过这个窗口销售给企业。

贵州百令拥有的七项苗药专利均为民间药方。这些产品在2009年为公司贡献了7280万英镑的净利润，占净利润总额的65%。

贵州有大量未开发的苗药民间配方，夏雯几乎每周都会主动上门迎接推广者。夏雯说，这些在国内销售的苗药处方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秘方，由个体毒贩销售，未经任何研发；一是科研单位已进行基础研究的在研药物；还有一种已经在临床上使用多年的医院制剂。在这三类卖家中，个体毒贩的要价是最便宜的，一般在几万到几十万元之间。他们送来的药方可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或者是低价买来的。为了保密，他们尽最大努力粉碎毒品，这样买家就看不到毒品的本来面目。同时，将附上患者的治疗和联系信息以供核实。

然而，夏雯对这些个体毒贩开出的处方感到担忧。因为一个偏方从最初的收集和分析到最终的批准都要进入市场，企业至少需要几百万的投资，而且花费的时间从几年到十几年不等，这太冒险了。

夏雯告诉记者，如今，企业很少直接从个人手中购买处方，因为苗药的审批已经发生了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鼓励少数民族发展民族医药，卫生部将地方药品的审批权下放给了贵州省卫生厅。当时，一种六类新药只需要数万元就能获得批准号。整个贵州苗药的发展呈现出before/きだよ.的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贵州制药业诞生了大量个体毒贩。这些毒贩有的是当地的苗族医生，有的是大企业的医药代表，有的是科研人员。他们在当地花费数千美元寻找独特的药方，一旦转手，往往可以从企业那里获得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的天价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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